“妊娠期乳腺癌”即妊娠期內發生的乳腺癌。近年隨著乳腺癌發病率的快速增長和發病年齡的年輕化，妊娠期乳腺癌的發病率也呈現增多態勢。
化療時機選擇
以細胞毒性藥物為代表的化學治療多限制用于妊娠早期患者，因為在胎兒器官發育時期存在高度致畸風險。然而，度過了妊娠早期之后，化療似乎并不明顯增加致畸風險。
妊娠期化療的最常見并發癥是早產、低體重兒、新生兒一過性白細胞減少癥、新生兒一過性唿吸窘迫和宮內生長受限。
研究顯示，化療在妊娠的第3個月（12周）之后至第9個月（36周）之前應用更為安全。因為胎兒的發育主要在妊娠12周前進行，此時應用化療會明顯增加胎兒致畸風險；若在妊娠36周或之后行化療，則胎兒分娩時骨髓造血功能還未完全恢復，易導致新生兒和孕婦白細胞低進而發生感染。
化療方案選擇
2010年，歐洲產科醫師協會就妊娠期乳腺癌化療達成共識認為，可以在（新）輔助治療中使用FEC、EC、FAC、AC和T方案。
含蒽環類藥物方案
Berry等的研究顯示，24例患兒的母親曾在妊娠中期或晚期接受標準劑量的以氟脲嘧啶、多柔比星和環磷酰胺為基礎的化療（FAC方案），未發現新生兒缺陷或比非妊娠期化療產婦更多的不良事件。
美國MD. Anderson癌癥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57例妊娠中晚期患者接受FAC方案化療，耐受良好。所有妊娠期乳腺癌患者分娩的胎兒均存活，其中3例存在先天 性缺陷，包括唐氏綜合征、先天性馬蹄內翻足和先天性雙側輸尿管反流。18例一直隨訪至入學年齡，僅有2例需進入特殊學校，其中1例為唐氏綜合征。研究者將該人群的先天性疾病患病率與一般人群做比較，發現新生兒泌尿系先天性異常占3％~4％，而唐氏綜合征、先天性馬蹄內翻足的比例分別為1/700和1/1000。由此看來，化療或與先天性畸形并無直接關聯。
Ring等報道，27例妊娠期乳腺癌患者中，15例曾在妊娠中晚期接受過以蒽環類藥物為基礎的化療，這些治療與新生兒出生缺陷無關聯。分娩的新生兒中1例存在宮內發育受限，2例存在唿吸系統疾病，需要短期的重癥監護。
一組來自意大利歐洲腫瘤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例患者妊娠中期接受表柔比星周療方案（35 mg/m2），耐受較好，無Ⅲ~Ⅳ度不良反應；分娩的新生兒除1例存在多囊腎外，無其他先天性疾病。與FAC方案不同，表柔比星周療方案并非乳腺癌的標準 輔助治療，而研究者認為其可降低血漿藥物峰濃度，從而降低母體骨髓抑制作用和藥物進入胎盤的可能。
在標準方案的乳腺癌治療中，單藥化療是多藥聯合方案的一部分。理論上環磷酰胺宮內暴露存在致胎兒白血病遠期效應，因此專家組認為多柔比星或表柔比星單藥可作為治療的一部分。
紫杉類藥物
既往回顧性研究所應用的方案大多以蒽環類為主，紫杉醇類應用不多。但近年已有較多報道顯示，妊娠期乳腺癌患者在妊娠中晚期使用多西他賽并未對胎兒產生不良 后果。紫杉醇是非DNA損傷藥物，因此轉移至宮內的比例非常低。歐洲產科醫師專家共識指出，基于已有文獻和專家組的臨床經驗認為妊娠中晚期使用紫杉醇對母體和胎兒的風險極其有限。
經典CMF方案
甲氨蝶呤對胎兒有潛在毒性反應，因此CMF方案即環磷酰胺+甲氨蝶呤+氟脲嘧啶不推薦用于妊娠期乳腺癌患者。
靶向藥物
妊娠中晚期使用曲妥珠單抗或與無羊水和羊水過少有關。
個案顯示，曲妥珠單抗停藥后無羊水得以緩解；另有個案顯示，胎兒在35周出生并未發現相關并發癥；其他個案報道，妊娠早期使用曲妥珠單抗后未出現任何并發癥。同樣，在使用曲妥珠單抗同時監測胎兒和母體的心臟功能，并未發現并發癥。也有系列報道稱，使用曲妥珠單抗后新生兒出現宮內死亡、可救治的唿吸和（或）腎功能衰竭。僅1例個案報道，妊娠早中期使用11周拉帕替尼后成功分娩健康胎兒。
然而拉帕替尼并非早期乳腺癌的標準治療方案，且考慮到拉帕替尼是抗HER2藥物及其藥理學特征（大量經胎盤傳遞），因此妊娠期患者不建議選用。
目前尚無足夠關于貝伐珠單抗的數據，但其作用機制強烈警示妊娠期用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