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通過解放醫生,通過社會價值的一種認可,使醫生能夠流動起來。
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有很多觀念需要轉變,不是不能為,而是我們如何為?如今,我們國家在大力推進互聯網+,習大大也把這個理念帶到美國,尋求的既是如何發展國內互聯網,也是如何使互聯網走向國際。
而在醫療衛生領域,互聯網+也將大有作為。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網絡全科醫生的概念和一些可行的辦法。網絡全科醫生,其實就是把我們現有的全科醫生制度網絡化。全科醫生做什么?為什么本來很多可以在網上做的但不在網上執行呢?我們應該通過互聯網還全科醫生自由。
曾經有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研究者是這么說的:這是一座牢固壟斷體制所筑成的高壩,水壩里盈聚著龐大的醫療資源,但無法釋放到市場之中;水壩下面卻旱得寸草不生,公眾苦于看病的不便與昂貴。掌握醫療資源的人們,比如院長和名醫,猶如螞蟻搬家一樣把資源搬運過壩,變現成為外快和人情。而水壩的設計者和管理者們,則忙著一件叫做“醫改”的事情,希望能夠打開那已經銹死的閘門,有序地釋放壩內所聚集的巨大勢能。
這種狀況如何才能打破?我個人認為,互聯網+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促使“水壩泄洪”,就是通過解放醫生,通過社會價值的一種認可,使醫生能夠流動起來。
目前的新常態就是政府缺位、市場無力,也就是政府該做的沒有認真做好,比如說基本醫療;市場方面盡管現在有所開放,但還沒有使醫生真正地自由流動。要破解這樣的一種狀態,我個人認為互聯網+醫生自由執業、互聯網+支付制度的改革就是互聯網醫療的一種突破。
網絡醫生完全可以成為一條可行之路,一點政策的障礙都沒有,只是我們的觀念沒有轉變過來,或者說只是某些人認為不行就止步不前。如果網絡全科醫生以一種執業狀態出現,那么就是一種制度,通過認證制度來認定網絡全科醫生的資質,并由政府來監督,由支付制度來保障。也許有人會質疑如何監督這種網絡上的行為,其實,網絡全科醫生的績效和任務是可以考核的,而且這種考核比傳統的考核辦法實在得多和真實得多,可以成為非常有效的考核制度。比如我們制定KPI(關鍵績效考核指標),然后通過后臺大數據的處理,得出像客戶滿意度這樣的客觀結果,也就是簽約居民根據自己的服務感受給予評分。這樣,不管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會為各自的利益認真對待。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Uber概念不斷深入到醫療行業里面。有很多醫生都在問我:“能不能做?”我說當然可以做,問題是你做什么。Uber打車遇到的挑戰是政策的挑戰,不是技術的挑戰,重點在于是否可以顛覆傳統的出租車業是由“人”說了算。Uber+120和Uber+全科醫生的挑戰或者說障礙在哪?其實就是政策的制定。美國有很多的Uber醫生呼叫,包括護士呼叫等等都已經誕生了,有法律障礙嗎?沒有!都是觀念在作祟。我們為什么不行?美國是法制非常嚴明的國家,為什么可以?不要認為醫生是“財狼”,醫生是最具專業精神的群體。美國Uber醫生賺的錢也是不多,50刀,99刀,一個上門服務能有多少完全是隨行就市,由市場決定。雖然我們現在有些醫保可以支付醫生護士在居家治療、護理的費用,醫生上門一次,醫保支付15元,這樣的支付標準,能有醫生上門嗎?因此,我們在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只有邊界十分清晰了,兩者才可以各盡其責。
(本文作者系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 網名:醫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