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則西事件后 “莆田系”成了國家公敵

以上兩個國務院文件出臺后，各地紛紛出臺地方性文件，對加快社會辦醫提出落實措施。其中，2014年10月底，北京市政府出臺了由28個部門共同制定的《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其中指出“允許公立醫院以特許經營的方式開展與社會資本的合作”。

當時，北京市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鐘東波是這樣闡述“特許經營”的概念的：公立醫院將自己的品牌、技術等優質醫療資源，授權給社會資本舉辦的醫療或健康服務機構使用，并通過訂立合同，約定使用的范圍、方式、時間，按合同定期收取“使用費”。

北京安貞醫院擬與社會資本合作，以“特許經營”方式在北京東壩地區打造全新的安貞國際醫院。該項目中，社會資本需投資30億元，安貞醫院不出資、不占股，但特許資方在新醫院中使用“安貞”的品牌、技術力量和服務標準。安貞醫院會派管理團隊進駐國際醫院，按照“特許”項目和服務收取一定的費用，同時爭取國際醫院的管理權和重大決策“一票否決權”。

不過，在相關《意見》出臺時，就有諸多反對意見，認為這種特許經營模式，很容易發生有人拿公立醫院的名義招徠患者，但是又達不到應有的質量水平和標準，從而對患者進行欺騙的行為。“特許經營與過去的科室承包，有什么本質區別?”一位莆系醫療經營者反問?

新世紀醫療網絡運營總監辛紅與璞信投資執行合伙人王廣英在去年曾經撰文闡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指出相當部分醫院科室承包案例存在違法或違規運營情況，并在某些已披露案例中給患者及合作醫院本身造成傷害。——此次魏則西事件，就是對此的完整闡釋。

然而，即使科室承包模式、特許經營模式都存在問題，引入社會資本的初衷依然成立——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導致看病貴、看病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目前醫療服務的供給不足以滿足百姓需求，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中，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既能夠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又能為老百姓就醫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資源，最終實現“多贏”。

但“多贏”并不容易。

在多年對于社會資本進入舉辦醫療機構的鼓勵之下，據《2014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民營醫院的機構數已經達到公立醫院的94%，而在2011年，這一數字僅為61%。這說明，三年以來，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有了長足發展，然而，如果從醫療機構擁有的床位數、工作人員數、醫療服務工作量來看，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依然差距巨大。

上述公報顯示，2014年，民營醫院床位數僅為公立醫院的20%，工作人員數僅為17.6%，診療人次數為12.4%，入院人數為14.6%。這些數據顯示，盡管民營醫院數量有所增加，但總體發展空間仍然巨大。

這一事件，究竟將對民營醫院產生何種影響?是像以前那樣的偶發事件，成為一個插曲，還是真的將對醫療體制改革發生重大影響?

在李銳良看來，魏則西事件中，輿論出現了過激的現象。社會資本參與醫療體系改革，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需要根治，但改革不應就此倒退回去。

在辛紅與璞信投資執行合伙人王廣英看來，PPP模式下，除了科室承包、特許經營之外，仍有獨家服務合同、委托運營、合資等多種模式可以采用。然而，PPP模式在醫療領域的適用必然會有其瓶頸，中國民營醫院要得到長足發展，還需從不同方面培養和強化自身核心能力，應學習臺灣長庚醫院，樹立自身品牌形象、提升醫療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李銳良希望，醫療市場對社會(民營)資本的開放，這一趨勢不會逆轉。“希望政府就是看到放開之后有點亂，現在先停一停，等調整好了，淘汰掉一批不規范的，這個市場會再繼續放開。”

但眼下，他需要先熬過研究中心被暫停的難關。他糾結地計算著每一天的經濟損失，仍然看不到重啟的時間。